昆德拉提出过许多新颖别致的主张，比如欧洲小说起源于“上天的笑声”，比如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”……但是，我越是读他的小说，就越是觉得他有心无力，甚至可以说是口是心非。也就是说，他其实做不到自己的主张；或者说，他根本就不想做到自己的主张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昆德拉

比如他所谓的“上天的笑声”，是指那句犹太谚语，即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天就发笑”。他想象拉伯雷听见了“上天的笑声”，于是停止了无谓的思考，开始用小说来表现人生，欧洲第一部伟大小说《巨人传》就此诞生。然而，昆德拉小说的最大特点，难道不正是连篇累牍的议论吗？而且早期的小说还好点，越往后则越是变本加厉，到了晚近的《庆祝无意义》（2014），简直就是一部议论小说了。他越来越多地介入叙述，在叙述中引入哲学思考，甚至直接针对读者喊话，对小说中的人物说话，以表明自己的写作意图。

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”也是这样。在同名小说（1984）里，作为“轻”之代表的托马斯大夫，虽然拈花惹草，自认游戏人生，可是我们从头看到底，他一生的思考与选择，比如写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，不肯在悔过书或请愿书上签名，心甘情愿被特蕾莎“套牢”，从苏黎世回到占领下的布拉格……都是沉重得不能再沉重了，哪里有丝毫的“轻”可言？同名电影（1988）的编剧之一让-克洛德·卡里埃尔就说：“特蕾莎没有告知托马斯便回到捷克斯洛伐克，当托马斯与他重逢时，人们明白，他放弃了轻，他比自己以为的更爱他的祖国，也比自己以为的更爱他的妻子，人们也明白，他被不幸与死亡所吸引。”所以他认为，原书名不适用于电影，主张改掉它，改为“放纵者”，但其主张没有被接受（让-多米尼克·布里埃《米兰·昆德拉：一种作家人生》）。

推而广之，昆德拉的哪一部作品，其表现的哪一个主题，所塑造的哪一个人物，不是沉重而又沉重的？他们最终都像《笑忘录》（1979）里的塔米娜，渴望去到一个凡事凡物像微风一样轻飘的地方，一个凡事凡物都没有重量的地方，却又不可得。

那么，昆德拉的主张错了吗？没错，可实行的不是他自己；符合他主张的作品有吗？有的，可不是他本人的作品。我以为，最能领会“上天的笑声”的，是福楼拜、卡夫卡、巴别尔、海明威那一路作家；真正写出了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”的，是《你好，忧愁》那一类作品。

1951年，年届不惑的米沃什，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与特权，离开波兰驻法大使馆出走，此后过了十年困苦的流亡生活。在那“到处潜悲辛”的艰难岁月里，米沃什坚守着自己的文学“偏见”。“我把某些类型的文学作品撇开了，从来不读。比如，1954年，法国有一本有名的畅销书，叫做《你好，忧愁》，作者是非常年轻的弗朗索瓦丝·萨冈。我当时住在法国，但我并没有读（许多年后，我才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读了这本书）。”（《米沃什词典》，1997）

我很好奇米沃什后来终于读萨冈时，所怀着的是怎样的“非常复杂的心情”。但读过萨冈与米沃什的一些作品后，我能够理解米沃什对萨冈的“偏见”，理解他当年为何坚决不读《你好，忧愁》——这实在是云泥之别的两种生活，冰火难容的两个世界。“知道地狱的深度”、正承受着家国命运之重负的米沃什，自难以承受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”，难以欣赏萨冈们的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刻画那些茶壶里的情感风暴。不仅米沃什是这样，或许昆德拉也是这样，推而广之，所有有类似经历的人可能都是这样。

至于我自己，我是把萨冈的作品穿插在米沃什、昆德拉、索尔仁尼琴之类作家的作品之间读的，否则真的有点受不了，两边都受不了。

也许，生命的重与轻，都是难以承受的。

（邵毅平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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